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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杭盖乐队合影。（图/由受访者提供）

这支民族与全球化色彩同样鲜明的乐队似乎希望在音乐上呈现无限的可能性，正如他们在专辑《介绍杭盖》中对队名作出的诠释——“一个古老的蒙古语单词，它的意思是，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草原、河流、山和树林的世界。”

杭盖乐队主唱胡日查打开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饮。沈阳姑娘团团马上爆发出应景的尖叫。经验告诉她，向来作为杭盖演唱会“高潮担当”的曲目《酒歌》，就要来了。

杭盖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摇滚音乐节（Fuji Rock Festival）舞台的时机并不完美。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刚刚袭击新潟。团团抵达的时候，汤泽町苗场滑雪场里遍布烂泥水坑，俨然一个“灾后重建现场”，但《酒歌》仍毫无悬念地引发全场跟唱与大规模的摇摆。

“杭盖不是第一次来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语版，所以准确来讲，两国歌迷是在这首歌的调子里玩到一块儿的。”

在那之前，团团以“杭盖牛B”与人群中的同胞互相应和，日本观众纷纷投来疑惑的注视，令她觉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领衔神秘宗教仪式。”

2017年11月20日，杭盖乐队推出EP《杭盖精神》，“在辽阔的草原锻打成钢，怀揣着远大的理想”这两句铿锵有力的歌词就是杭盖精神最好的写照。

“效果比较令人满意。”提及此次脱胎于新专辑《杭盖与铜管》的巡演，队长伊立奇的评价显得很是老实。在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他语速缓慢，努力思考，对各种意义宏大的问题、标签保持克制态度。

譬如，话题进行到“在海外演出场次最多的中国乐队”时，听筒那头陷入短暂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许很快就会有其他乐队超过这个纪录。”

2015年，这支在独立音乐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摇滚乐队以《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冠军身份“出圈”。对于听惯德德玛、腾格尔、布仁巴雅尔的公众而言，马头琴、陶布舒尔（一种双弦蒙古族弹拨乐器）、呼麦与摇滚“三大件”的结合带来关于蒙古族音乐的新想象。

但杭盖希望呈现的可能性远不止于此，正如他们在专辑《介绍杭盖》中对队名作出的诠释——

“一个古老的蒙古语单词，它的意思是，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草原、河流、山和树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实践和观众反馈说了算”

与指挥家谭盾合作“交响摇滚”项目后，杭盖乐队试着在音乐中融入了铜管乐器/ Bruno Pego

团团接触过的音乐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离音箱最近的位置，她还是敏锐地捕捉到铜管乐器带来的新鲜血液。“其实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盖的东西显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团团的直观感受并非没有根据。2017年，杭盖与作曲家、指挥谭盾共同完成名为“交响摇滚”的演出项目，不断变换色彩跳闪的顶灯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欢氛围。

此后，杭盖找到谭盾的学生毕健博，试着为演出中独树一帜的视听效果寻找更便于执行的传播途径。

2019年3月，杭盖乐队表演现场。杭盖乐队拥有丰富的海外巡演经验，他们的现场感染力强，一直备受乐迷追捧。（图/由受访者提供）

这正是《杭盖与铜管》诞生的契机。杭盖与爵士管乐团的部分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录制完成，一件乐器配备了三四个话筒，以求从不同位置得到最满意的音色……

只不过，细致工作的终极目标是删繁就简：拿掉交响乐中厚重的弦乐，只保留萨克斯、长号和小号，几番调整之后，成就了团团口中“严肃音乐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摇滚现场把人心肝儿震出来的嘈杂、躁，但是莫名和谐。”

经纪人文宁则有另外的考虑：“编制轻，人少，在小场子也能撒得开，就能走上更多的舞台，让更多的普通乐迷听到。”

在他的字典里，变化必须是时刻紧绷的那根神经，几组业界大佬拿着成团初期的作品上《乐队的夏天》，让他觉得“略不感冒”：

“一个摇滚乐队的活力还是表现在他们有没有意识探讨新的东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样的尝试，而不是总抱着十几年前的那些歌，一点变化也没有。”

2010年3月，杭盖乐队发行专辑He Who Travels Far。

杭盖对创作题材的选择遵循着如出一辙的原则，尽管那些统一被定义为“蒙古民歌”的曲目，实际上往往隔着几个世纪、几千公里的距离：

《金手镯》来自青海，而《波茹莱》流传在东北边陲；《汗青格勒》《江格尔》是以说唱形式流传的蒙古族英雄史诗，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

《上海产的半导体》和《乌兰巴托的夜》则分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由锡林郭勒“长调歌王”哈扎布、蒙古国摇滚乐队“成吉思汗”唱红的流行金曲……

“我想尽可能多地让不同蒙古族聚居区有代表性的音乐，但最根本的前提还是能不能改编出新意。‘经典作品’往往拥有特别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备变化空间，那宁愿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实际演出效果是决定变化空间的重要依据，舞台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会在杭盖的不同专辑中彻底改头换面。

《希格希日》被电影《寻龙诀》用作配乐。/视频截图

就像曾经被电影《寻龙诀》用作配乐的《希格希日》，最初营造轻快、跳跃质感的只有马头琴和三弦，到了《远走的人》，呼啸的电吉他、密集的鼓点和阴沉的呼麦就使之蜕变为一首节奏激烈、豪迈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认其中有修正、调适、寻找最佳状态的动机，“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是由表演实践和观众反馈说了算”。

现在再谈商业化，

应该比“媚俗”“妥协”看得远

成团15年以来，杭盖的阵容经历过数次调整，为音乐风格带来过许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场演出中，杭盖被请求返场数次，鼓手艾伦就走到舞台中央，用意大利语唱了《我的太阳》。

据伊立奇描述，彼时艾伦只是临时被叫过来应付杭盖日益凸显的演出压力，但他在蒙古国立艺术文化大学学习歌剧、在中央民族歌舞团短暂工作的履历，成就了这段被津津乐道的“意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杭盖无限延展的可塑性与15年来数次经历阵容调整有关：马头琴手胡格吉乐图和前舌头乐队贝斯手吴俊德离开后，分别创立了自己的乐队阿基耐和旅行者。

单飞以前，义拉拉塔（胜利）的电吉他是许多歌曲实现“电气化”的关键。从四胡、苏尔笛、三弦、口弦、雅托噶（蒙古筝）到班卓琴、铜管乐队，不同乐器所承载的细腻情感被吸纳进杭盖日益丰盈的旋律——尽管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这和人员“换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阂和矛盾的来源。

2018年4月23日，北京，电影《战神纪》首映发布会举行。/图虫创意

伊立奇用“耐心”“协调”“多排练”总结这种可塑性的实质。长久以来，他所坚持的信仰颇为朴素——只要乐队成员的精神状态在一个频道，即使清唱也能创造气场。

而谭盾在上海夏季音乐节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杭盖给出了类似“从管理到组织都是国际范儿”“极为专业”“职业化”的高度赞扬。

他明确表示，由于古典音乐与摇滚乐的技巧很难实现沟通，所以换成别的乐队简直不敢想象。

“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作风格，伊立奇对整个乐队的把控能力很强。这并不是指什么制度或者有意识的管理，而是融洽相处、共同排练中慢慢磨合出来的一种互动模式，说简单点，就是‘沟通不费劲’。”

文宁坦言，摇滚乐手身上的自我气质通常是强烈个性的延伸，但自说自话、互不妥协的一大后果就是容易将乐队带入无疾而终的结局。

杭盖成员的骨子里同样也有脾气，比起自律，所谓职业化更像是被来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规范出来的成果。

从签约荷兰经纪公司“世界节拍”（Earthbeat），到与为卢·里德（Lou Reed）、平克·弗洛伊德、埃利斯·库帕（Alice Cooper）、深紫色（Deep Purple）、九寸钉（Nine Inch Nails）操刀专辑的加拿大制作人鲍勃·艾兹林两度合作，再到不断收获Wacken（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最大的重金属音乐节）那样的大牌音乐节邀约，隐藏在古老曲调中的花朵、鸟雀、海骝马和托尔金山最终成为全球化印痕鲜明的拼贴画，被杭盖带去天涯海角，并经由他们的演绎，探索着同世界的互动方式。

文宁认为，频繁接受不同文化与审美标准检阅的最大收获，就是可以越来越准确地找到打开对话的通道：“民族元素的新鲜感能迅速抓住外国歌迷，西洋乐器的配置又能给他们进入的机会，让他们觉得这套东西还是很贴近自己的。艺术多少有相通之处，关键在于怎么表达。”

2018年4月7日，山东滨州水韵梨乡第二届世界音乐节，担任压轴的杭盖乐队将全场演出推向高潮。（图/IC）

2009年，杭盖的海外巡演场次高达89场。与中国人“渐入佳境”的既定认知不同，“世界节拍”经纪人对节目顺序作出调整，把情绪最饱满的曲目排到第一、第二位，以求在开场时直接进入白热化状态，让伊立奇慢慢咂摸出“起承转合”的要义。

类似的经验和体悟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乐手们练就了在各种舞台上保持沉稳、松弛、专注状态的素质——尽管蒙古袍配马靴的形象常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

这是站在高处审视自己带来的眼界，也让文宁重新思索附着在商业化背后的意义：“我们现在再谈商业化的时候，应该比‘媚俗’‘妥协’‘丧失自我’看得远。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些好作品，同时在利益上获得回报，反哺创作，这其实并不是坏事。”

他特别强调商业化创造的比较机制：“你的邀约越来越多，有途径听到观众的反馈，看到世界上最牛的乐队是什么样的，他们怎么表演、怎么创作，然后迅速成长。”

唱四季风物，写悲欢离合

杭盖改编过许多传统蒙古族民歌，它们以悲欢离合、草原风物作为主题，旋律非常简单。/ Yang Shuo

新世纪之初，聚居在北京北五环霍营一带的摇滚音乐人马木尔、吴俊德、张玮玮、朱晓龙陆续找到伊立奇，打听蒙古族传统音乐中一种叫“呼麦”的双声部演唱法。

除了从父亲那儿得到“确实有这么个东西”的模糊回答，伊立奇对此知之甚少。在一篇口述中，他记录了初次聆听呼麦时的震惊心情：“一开始都以为是一个人在吹笛子，后来说这个不是吹的笛子，这就是人发出的声音……人怎么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图瓦乐队的恒哈图（Huun-Huur-Tu）、雅塔（Yat-Kha）与艺术家珊蔻·娜赤娅克（Sainkho Namtchylak）凭借呼麦唱法风靡欧美时，草原上的歌唱与舞蹈只是偶尔出现在伊立奇生活中的吉光片羽。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他的姐姐伊丽娜在五道口卖打口磁带，家里成天放着唐朝、黑豹，还有各种叫不上乐队名字的欧美摇滚专辑。

和很多摇滚“老炮儿”差不多,杭盖乐队队长伊立奇是通过听欧美打口碟走上摇滚道路的。/ Mick Haupt

到了1999年，姐弟俩一个成了女子朋克乐队“挂在盒子上”的贝斯手，一个模仿美国说唱金属乐队“暴力反抗机器”（Rage Against Machine）组建了自己的乐队T-9。在“如何开始玩摇滚”这个问题上，伊立奇给出的答案与许多“老炮儿”大同小异。

转折始于那些有关呼麦的咨询。从朋友那里得知蒙古国学者巴特尔·敖都苏荣在内蒙古开班教授呼麦的消息，他乘火车前往呼和浩特。三周后出师时，他被敖都苏荣称作“我最好的学生”。

与此同时，伊立奇开始外出采风，从老音像店里大量收集年代久远的蒙古族歌曲磁带，通过DVD机把自认为经典的部分录到电脑里。

从发行EP《请修理》时起，他就酝酿着从模仿“暴力反抗机器”的状态里走出来，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路线。在牧区和敖都苏荣那里听到的歌唱为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引——它们流露的那份粗疏、原始的力量，并不讲究太多技巧和修饰。

再后来，就有了乐评人李皖口中的“180度转弯”：说唱金属乐队T-9脱胎换骨，成为原汁原味的蒙古民族乐队杭盖。

伊立奇抱着陶布舒尔写出的《海然海然》《故乡山峰》《杭盖》则引发了业界关于其风格的争执——“新民乐”也好，“世界音乐”也罢，它们的轮廓、情感都和那些源头不详却见证着四季风物、悲欢离合的长调、短调、小曲儿一脉相承。

无论如何，杭盖成了一种现象、一个样本。青年写作者、“蒙古音乐地图”项目发起人敖登托雅认为，杭盖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支既能赢得独立音乐市场欢迎，同时也收获了主流音乐的认可与赞许的乐队。

而以杭盖、安达、HAYA和九宝这几支风格鲜明的乐队作为支撑点，中国蒙古族音乐正逐渐进入“枝繁叶茂”的状态。

伊立奇觉得，民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拘泥于形式和功能。/LucasFZ70

只是，伊立奇理解中的民歌并非单纯由文化遗产构成的静止、封闭体系：

“它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可能服务于宣传，可能诞生于大的社会风潮，说到底，还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违背这条基本属性，歌曲在传播过程中就被自然地淘汰了。”

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讨论杭盖或蒙古族音乐时，伊立奇始终没有给出结论。他说，从鄂尔多斯到科尔沁，蒙古人歌唱中那种丰富、精妙的变化不可能被清晰地定义，也不可能在某几支乐队身上一览无遗。

唯一能确定的是，经过“草原风流行歌”的狂轰滥炸之后，这一代蒙古人希望回到相对质朴的状态，互联网则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碰撞。“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更不要被风格限制。”

从“草原风流行歌”的狂轰烂炸中走出来之后，这代蒙古人更希望走进相对质朴的状态，互联网也给他们提供了相对多元的选择。 /Luz Mendoza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5期

✎作者 | 卢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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